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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我国财政政策实施空间较大,未来可更积极

8月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俏在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开幕式上表示,从宏观杠杆率角度衡量,我国有实施财政政策的较大空间,因为我国整体价值远高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交替之际,同时又有庞大的投资机会,未来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些。

刘俏还提出了几条积极财政政策的建议,包括更大力度地增加长期国债或专项债的发行,如发行40年期的碳中和债等;短期可将大规模的现金和消费券发放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选项,通过需求来改变供给;中长期看,应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俏。受访者供图

中国经济层面有结构性利好因素 有机会创造“第二次工业奇迹”

过去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通过顶层设计激活市场,将政府与市场两股力量相结合,重点投资整个生产网络中处于关键位置的节点行业,从而产生倍数效应,催生了1.6亿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交易创造了大量的GDP和就业机会,也让我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

在改革开放前三个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基本保持在4%以上,这意味着GDP增长率长期处于8%以上,“随着中国在201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到2020年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后,TFP增速也有所下降。”刘俏表示,“因此,2010年-2018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速仅有2.1%。这意味着以往靠高投入、大量投资、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需要朝更为高质量发展的方式转变。”

那么,如何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仍保持较高的TFP增速?刘俏分析,虽然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特别是最近30年,美国TFP增速大致维持在0.7%-1%的水平),但是我国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些结构性利好因素,将可能创造“第二次工业奇迹”。

刘俏进一步分析,这其中,投资对拉动TFP增速有重要作用,包括通过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再工业化”,以及投资“再工业化”所需的新基建,如5G、6G基站等基建投资。截至目前我国仍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未来向高端制造业不断推进也会拉动TFP增速。此外,我国通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带来提升TFP的可能性。更为关键的是,双碳时代下将会涌现大量投资机会,据估算, 我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投资255万亿元-300万亿元之间,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三十年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需投资的体量相当于8%的GDP。

中国财政政策空间较大未来可以更积极

刘俏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今年下半年,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更积极,重点规划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经济倍数效应。

但这背后的担忧在于,我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比较高,此举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一些风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如明斯基、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学家就提出,债务快速增长,未来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大。

刘俏强调,在讨论宏观杠杆率时,通常以GDP作为分母(宏观杠杆率=负债/GDP),但事实上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家信用和资源动员能力以及国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能力。以GDP作为经济政策锚定的宏观变量,有可能过高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风险危机爆发的可能,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时采取过度谨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政策失当,反而会加大危机爆发的风险。

“我们分析了几十个国家的数据发现,一个经济体在过去三年经历债务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提升,未来三年内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是45%,然而,这一结论对于那些政策空间较大的国家(整体价值远大于GDP)并不成立——同样情况下,这些危机爆发的概率只是7%,而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此,整体价值较高的国家即便债务很高也不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

“这表明我国仍有实施财政政策的较大空间,因为我国整体价值远高于GDP。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交替之际,同时又有庞大的投资机会,未来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一些。”刘俏认为。

刘俏还提出建议:首先,我国可以发行一些更长期的国债、专项债,针对碳中和完全可以发行30年或40年专项债;其次,获得资金后,从财政政策精准施策的角度,可将资金配置到个人和家庭层面,进而拉动消费,提升中小微企业活力;在推进碳中和过程中,也可以提前规划投资力度,适度进行跨周期投资,进一步稳经济。

此外,关于创新能力提升、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也需要大量投资,未来是否考虑进一步增加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也是可以讨论的。关于房地产,可以规划更大力度的公租房、长租公寓投资,缓冲房地产投资短期内大幅下滑对经济的冲击。“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叠加抗疫等方面支出提升,当前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不太乐观,可以适度发一些国债,用中央政府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以激活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刘俏表示。

最后,刘俏总结称,中国现在面临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未来还需要大量投资,需要大量资金配置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在这种背景下,改变宏观政策制定的思路,运用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期可以“稳经济”,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解决“结构性”问题,最终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潘亦纯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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